【儀表網 行業聚焦點】化的產業改革殊途同歸都是工業和信息的結合。比如：德國的“工業4.0”，我國的“2025中國制造”，日本的“日本再興戰略”，“歐盟2020戰略”等政策。我國在大浪潮里有什么優勢和特點呢？改如何發展呢？
今天，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越發緊密融合，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日趨深遠，我們向外的目光需要更遠更深。一方面，金融危機對經濟的深層次影響仍在持續，世界經濟尚難進入到穩步有序的復蘇進程中，各國宏觀經濟政策仍處于深度調整之中，中國對外貿易與投資面臨極不穩定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成為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對外開放及合作也面臨著新形勢。對外投資額已超過引資額、人民幣化步伐加快，“一路一帶”建設加速推進、中國主導創建亞投行……無不顯示出中國對外開放政策與思路的優化。
德國提出并推動的“工業4.0”戰略，目前已經成為制造業新一輪浪潮的代名詞。這背后，是德國的再工業化戰略，也是背景下的制造業回歸浪潮。這股浪潮不僅僅將改變制造業的生產方式，也將改變普通人的消費行為，并有可能開啟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
“‘工業4.0’不光是技術問題，它深入到制造流程控制、標準制定、安全等諸多方面，是著眼于未來的、創新的戰略。這不再是一種‘小修小補’式的政策，而是德國結合自身優勢，尋找下一輪經濟增長點。”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對記者表示，“目前，主要經濟體都在加緊尋找新的增長點。金融危機的爆發意味著上一輪增長周期的結束，也意味著世界經濟新排位的開始。誰先搶到這一‘棒’，誰就將獲得巨大的紅利，遠遠超越‘便車者’。”
德國：靠比較優勢強身固本
將信息技術與自身強大的制造及科研能力相結合，是德國應對新一輪競爭所做出的重要選擇。對德國來說，推出“工業4.0”戰略，既順應新技術發展潮流，也是未雨綢繆。
從技術上來看，近十幾年來，信息技術進步顯著，無線電通訊、3D打印、物聯網和移動互聯等技術的興起，為工業與信息化融合創造了必要的技術條件。
而更大的動力則來自于德國的危機意識。“德國是個比較務實的民族，并具有憂患意識。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其看到了未來的挑戰。”丁純說。
丁純指出，金融危機使得經濟陷入蕭條。盡管依賴汽車、化工、機械、電子四大支柱產業，德國經濟呈現相對較好態勢，但也感受到了重重壓力。德國以出口與貿易立國，金融危機直接影響到德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其在的競爭力。德國在制造業上具有比較優勢，這場危機使德國意識到，若要加強可持續性增長能力，必須進一步鞏固其在制造業領域的地位。
此外，近年來制造業格局的變化，也使得德國引以為傲的制造業頗感壓力。隨著新市興場的崛起，新興市場在制造業中所占份額逐年增大。羅蘭貝格的統計數據顯示，過去20年，制造業銷售從3.5萬億歐元增加到2011年的6.5萬億歐元。但各國銷售量在總量中的占比發生了巨大變化：西歐傳統制造業強勢國家失去的市場份額超過10%，這部分市場被亞洲、俄羅斯、南美以及非洲等新興地區“搶占”，后者的工業市場份額因此提升至40%。
在對外經貿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所歐洲中心主任史世偉看來，具有強烈危機感的德國感受到以下挑戰：在互聯網信息技術上，面臨美國挑戰。十多年來，從創新的腳步上看，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都略遜*，這也成為德國推動“工業4.0”的動力。而在制造業領域上，新興經濟體開始崛起。德國擔心，光靠制造業本身，是否能保住其經濟地位。
在上一輪工業革命中，德國處于地位，西門子、博世等都是企業。“‘工業4.0’是人和物、物與物的聯網，是將信息技術與機械制造相連。因此，德國希望依賴制造業與信息產業的結合，找到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結合點，保持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地位。”史世偉說。
：制造業回歸成潮流
“工業4.0”的橫空出世還具有深刻的背景。”
丁純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虛擬經濟膨脹所帶來的風險暴露無疑。各國走出危機，更多依賴于貨幣及財政政策刺激，但這些刺激政策不可持續，包括德國在內的各國都意識到需要創新，需要有新的性的產業帶動世界經濟走出危機。
實際上，除了德國提出“工業4.0”戰略，在歐洲，提出了“歐盟2020戰略”“智能增長”；在美國，從2009年到2012年，《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制造業促進法案》、《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和《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相繼啟動，劍指制造業重振；在日本，“日本再興戰略”成為“安倍經濟學”第三只箭的重要內容。可以說，范圍內，制造業回歸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這輪范圍內的制造業回歸有其必然性，但不能簡單將其理解為‘再工業化’。”丁純表示。
丁純進一步分析說，從來看，制造業回歸趨勢是對金融危機的反應。在危機中，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國家受到了較大沖擊，而德國等制造業比重較大的國家所受沖擊相對較小。通過這場危機，世界各國都意識到過分依賴虛擬經濟是危險的。
“但是，這一輪制造業回歸并不是重復原有的東西，而是有一個飛躍，將市場供需通過網絡技術連接起來，供需更加緊密，產能的控制、技術的提高、成本的優化，都通過網絡黏合在一起，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制造業的生產方式以及個人消費模式。”丁純說。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前后的IT技術革命，曾給帶來了一股強勁的增長浪潮。這一輪再工業化浪潮，對世界經濟的增長會否超越上一輪？
“金融危機爆發后，無論是工業機器人、3D打印還是美國的頁巖氣革命，都曾被寄于厚望，希望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前行的新增長點。但是，現在我們并沒有看到明顯突破。不過，從整個世界經濟的調整來看，這樣的突破一定會實現。”丁純表示，現在主要經濟體都在尋找這樣的“點”，找到了，各國間的差距就拉開。“工業4.0”正是德國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所尋找到的自己所能夠突破的“點”。
中國：如何借鑒德國經驗
國務院常務會議日前審議通過的“中國制造2025”規劃，被稱為中國版“工業4.0”。
“中國制造業雖弱于德國，但互聯網活力并不差。在這一輪浪潮中，中國應大力提升自己的創新能力，縮短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實現彎道超車。其實，后來者也有一定的后發優勢。”丁純說。
實際上，無論是“中國制造2025”還是德國“工業4.0”，戰略雖有不同，路徑也不盡相似，但方向都是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其實是殊途同歸。在制造業及研發領域擁有比較優勢的德國，其推動“工業4.0”過程中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丁純認為，德國在推動實施“4.0戰略”過程中，國家的頂層設計、對產業標準的重視、所采取的開放式體系結構以及對人才培養的強化，都很值得中國借鑒。值得關注的是，德國強調市場主導，政府更多起到激勵與導向作用，推動市場去做，而不是政府“做了多少事，投了多少錢”。國家政策的強力推動在早期可能會有一定的效果，但要讓戰略可持續，并終有成果，則不能僅僅依賴國家的政策推動，政策更應順勢而為，應營造一種激勵機制，讓市場之手去主導。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的胡琨對中國經濟導報記者表示，真正的創新不能完全依賴外在推動力。在德國這樣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上，企業會去主動研發，參與競爭。政府不是以主導者而是以輔助者的角色出現。德國政府提供的是一個方向，提供信息服務，增強政策的透明度，“軟”的支持會更多一些。
史世偉則強調科學界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科學界的獨立自主是德國工業創新體系中的重要因素，這也是對“中國制造2025”的重要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