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西門慶，我們常常會將他的形象定格于《水滸傳》中的色欲小人，卻很少會關注他在商業方面的作為及行跡，像今天的商人一樣，西門慶對資源的運用也可謂是。
在西門慶的鼎盛時代，他幾乎壟斷了清河縣的藥材和紡織品銷售。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里，他憑借著自己的精明奸巧，和官府的親密關系，一躍而為山東首富，經營典當行，放高利貸，買賣越做越大，儼然一位官商典型。
這個脫胎于《水滸傳》中的虛構人物，在明代萬歷年間成書的當中成為了故事的主角，盡管姓名未變，主人公仍號稱生活在宋代，但故事中透露出的種種跡象，展現的卻是晚明“市井販鬻”、“逐末營利”的商業發展情形和由此帶來的社會風氣變化。
西門慶的生財之道
西門慶的財富到底有多少呢？
第七十九回，西門慶縱欲身亡，臨死前他向女婿陳敬濟交代后事，家中財產說得頗為分明：緞子鋪五萬銀子本錢（和喬親家合開），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綢絨鋪五千兩，印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松江船上四千兩，還有一些別人欠的高利貸，約合六七萬兩白銀。明代萬歷年間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大致相當于今天200元人民幣，則西門慶的商業資產已臻千萬，這還不算他的幾處不動產。除了生藥鋪是他繼承父業，其它均是他自己賺來的。他做生意的本事委實驚人。
細數書中所述，西門慶的巨額資產有幾個渠道聚攏得來：經商獲利、放高利貸、納妾得財、官商特權、做官受賄，既有合法經營牟利，也有非法所得。他積聚原始資本，很重要的一筆是靠婚姻關系。
出場沒多久，他便娶了布商楊宗錫的遺孀孟玉樓，當然也接手了布商頗為可觀的遺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鐲銀釧不消說，手里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接著他又娶了好友花子虛的妻子李瓶兒，謀取了一筆更大的財富。李瓶兒生了兒子官哥，和當地的財主喬大戶結了娃娃親，盡管有了官銜的西門慶看不上喬大戶無官無職，但還是因對方財力雄厚而同意了這門親事。兩親家很快合伙經營，先是去揚州販鹽，然后各投資五百兩銀子，開了家緞子鋪。
他特別重視資本周轉流動和不斷增值。
他從蔡狀元那里提早提出的三萬兩鹽引賺了錢，就派家人去杭州一次便買回了一萬兩的緞絹，又從南京裝回了二十輛大車貨物，緞子鋪開張*天，便賣出了五百兩銀子。這家緞子鋪和另外的鋪子賣出了六千兩銀子，他又用于擴大經營，用二千兩著家人往湖州買綢子，四千兩著家人去松江販布，像滾雪球一樣，到他死時，緞子鋪已經是五萬兩銀子本錢。
西門慶也特別善于低買高賣。
小說第十六回里，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等他，他卻不急著趕回去，李瓶兒勸他買賣要緊，他說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顯然是在打商業上的心理戰。而且這外地商人急等出脫的商品，也不是現錢交易，只需付一百兩銀子“押合同”，余下的他盡可以拿來放貸周轉。
像今天的商人一樣，西門慶把資源優勢用的。
他很知道一個商人能從官府獲得多大的收益，故而不吝錢財，結交官員，做政治投資。蔡狀元回鄉省親路過清河，經人介紹到西門慶家“打秋風”，西門慶盛情款待不說，臨行還贈盤纏物事。故而當蔡狀元被點為兩淮巡鹽御史之后，他便能夠比一般商人早一個月掣取三萬鹽引行市，獲利十倍之多。
明代對商人仍然課以重稅，“商稅抽于此仍推于彼，密如魚鱗，慘于搶奪”（《定陵注略》），尤其是遠距離運輸的貨物往往要重復納稅。西門慶結交大小官員，得以偷稅漏稅。他一萬兩銀子購買的緞絹貨物到了臨清鈔關（明代征收商業稅的機構叫鈔關。16世紀，明代有七個鈔關征收商稅：杭州附近的北新關，蘇州附近的滸墅、揚州、淮安、臨清、河西務、九江。每個鈔關由戶部派出的主事管理一年），因為事先請鈔關錢主事“青目一二”，貨物便由西門慶的伙計自己申報，兩箱并作一箱，三停只報兩停，緞絹當作茶葉報稅，結果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銀子。
萬歷時期的商人與商業
西門慶的發跡，離不開明代中葉商業的逐漸繁盛。
山東原屬落后地區，1411年重開會通河后，南北貿易逐漸興旺，臨清成為倉儲和轉運重鎮，宣德間建鈔關，為七大關；弘治年間升為州，成為北方zui大的糧食和紡織品貿易中心。當時有所謂“南有蘇杭，北有臨張”的說法，便是指京杭大運河沿岸四大商埠：蘇州、杭州、臨清市和張秋鎮。1599年臨清關的稅收總額為83800兩，遠遠高出其他幾個內河河港的稅收。
“商業在明代中葉得到長足發展，不受商業影響的偏僻社區變得”，卜正民在《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中說，“在江南商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紡織品生產者到市場購買更為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他們不再種植稻米。他們的需求強大到足以吸引大米沿長江流域而下，形成*性連接中部內陸地區米農與江南消費者之間的遠距離貿易。”相反，數次提到西門慶派家人去杭州、湖州等地綢緞，還派人到杭州專門織造行賄送禮用的“錦繡蟒衣”和“家中穿的四季衣服”。
明代絲織業非常發達，其消費已不限于宮廷和貴族，鄉紳士子和商人也多衣絲衾綢。當時zui大的絲織品市場是在浙江的杭、嘉、湖一帶。浙江絲織品的主要走向便是北運，嘉靖以后，蘇、杭的官織局改為領機和市買，絲織品的北運更為盛熾。單是故事的發生地、山東臨清一地，萬歷間便有“緞店三十二座”。
傅衣凌在《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里總結為：“陜商的經濟活動是輸粟于邊疆，治鹽于淮揚、河東，販布于吳越，運茶于川蜀，成為有機的。”晚明國內市場商品流通和官家的需要相關，尤其像鹽，是大利之所在。西門慶三萬鹽引獲利十倍，則說明只有大商人資本才能交通官府，取得鹽引，而商人只要經營鹽，就能積累更大資本。
西門慶的生意越做越大，他開始和別人合伙經營。
第二十回說西門慶拿出二千兩銀子“委付伙計賁地傳”開藥店，叫女婿陳經濟掌管鑰匙，尋購藥材，“賁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第五十九回，“又尋了個甘伙計作賣手，咱每（韓伙計自稱）和崔大哥（崔本伙計）與他同分利錢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分二分，其余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伙計制是商人資本的一個重要發展。
一般以嘉靖中葉作為一個分界點，明朝初期井然有序自給自足的鄉村社會轉變晚期一個“墮落的”城市商業社會。“農業的莊嚴安定逐漸為喧囂狡詐的商業世界所排擠”（《縱樂的困惑》）。明前期只有那些生產水平底下，不足以維生的地區，人們才轉而從事商業，流落外地，靠做小本生意謀生。晚明則從商成為很多地區人們的主動選擇，發財的美夢點燃起人們無窮盡的欲望。尤其是徽商和晉商和陜西等地，以鹽、茶、典當等業興起大商人資本。適應因商品經濟發展出現的市民階層文化需求而出現的《二刻拍案驚奇》里便說當時“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著”。
商業活動和商人們的詐偽訐爭“污染”著家給人足、質樸安靜的風俗。“鄆地……稱易治。邇來競尚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飲食器用及婚喪游宴，盡改舊意。貧者亦槌牛擊鮮，合饗群祀，與富者斗豪華，至倒囊不計焉。若賦役施濟，則毫厘動心。里中無老少，輒習浮薄，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恣異，而重俠少年復聚黨招呼，動以百數，椎擊健訟，武斷雄行。胥隸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于市宦。”（《鄆城縣志》）
商人世界里的文人
傳統社會，“士農工商”四民結構，商人居末，在晚明，商人們逐漸在社會中確立了與其他階層相匹配的地位。
開頭，布商的遺孀孟玉樓要再嫁，商人西門慶和尚推官的兒子尚舉人角逐玉樓第二任丈夫。尚舉人是“斯文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頗得過日子”。出乎意料的是，孟玉樓選擇了西門慶，當張四舅指責西門慶時，她表現出對買賣人家的深切理解：“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休說買賣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里！”。尚舉人的失敗，是文人世界在商業社會里的潰退。
而曾經在西門慶家打過秋風的蔡狀元，打點妓女是紅紙大包封了一兩銀子。妓女董嬌兒頗有些看不起，拿給西門慶瞧，小說里寫西門慶回道：“文職的營生，他哪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簽了。”文人的雅致、文人的得意在這里都成了笑話。而文人中zui下層的水秀才和溫秀才，則*成了被嘲弄和嗤笑的對象。
第五十六回里，西門慶想找一位秀才秘書，他的結拜兄弟應伯爵舉薦水秀才，說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里，水秀才真像水一樣流動不居：被另一個人占了中舉名次，妻子被人拐走，兩個孩子出痘死了，在李侍郎家坐館，又被丫鬟小廝們亂了操守。幫閑應伯爵竟是拿水秀才給西門慶逗樂子。
傳統文人的擔當和道義蕩然無存。zui終是財富決定一個人的地位。“當歷史跨入16世紀后半葉的門檻時，許多人感覺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在應接不暇的變化中，舊的道德觀念變得遙遠陌生了；伴之而來的是更多的人口、金錢和競爭。他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命運變得難以預測，難以始終如一。”（《縱樂的困惑》）
但傳統評價的影響仍在，有時難免顯得矛盾重重。西門慶看不起蔡狀元的寒酸，抱著自己兒子時，卻說希望他將來走文官的路子，來獲得社會的“尊重”。晚明掌握巨資的商人開始尋求進入更高的社會梯級了，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紳們的舉止。西門慶一個粗人，和狀元進士們說話便變得文縐縐至雅不可耐的地步。當他賺取更多的錢財之后，便開始修建優雅的庭院，配以考究的家具，日常用度，皆精美非凡，無形中在傳達著對傳統士人雅致生活的向往。
西門慶生活的主旋律
如同《二刻拍案驚奇》里說的徽州人，西門慶也是“烏紗帽、紅繡鞋，一生只這兩件不爭銀子，其馀諸事慳吝了”。作為商人、惡霸、官僚的西門慶把他的業余時間全部用于漁色。他平常小氣得要命，為家人買金華酒等瑣事，能反復念叨，但對被自己占有的女性，則頗為慷慨，送給她們銀兩、首飾、衣服、戒指甚至住房。
從萬歷初年開始的明朝zui后一百年里，明帝國沉溺于風流浮華之中。傳統的看法是商品經濟加強了人們的欲望，也局部解放了人性。晚明的流行讀物擅長通過大量細致入微的性描寫，一方面以藝術的方式展現社會文化的改變，一方面又以*夸張的藝術感染力，影響到時人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顯然，晚明人對情欲的追求，遠遠超過了前代。*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說得很露骨，“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
也許，我們可以把西門慶的表現看作是晚明商人內心焦慮無著的隱喻。他們擁有巨資，遨游于商場和官場之間，令市民和士人們無比羨慕，也無比嫉妒；但內心卻總是無法安寧，因為他們巨大的家業隨時有土崩瓦解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