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第三屆中國工業軟件發展高層論壇上，柴天佑做了題為“工業自動化軟件現狀及發展趨勢”的演講。他指出“真正要做到兩化深度融合，必須要通過工業自動化軟件。”“為什么美國能處在自動化軟件的地位？”在此次論壇上，柴天佑如此反問與會者，并闡述了國內外的多個“不一樣”。
先進軟件應用少
“真正要做到兩化深度融合，必須要通過工業自動化軟件。”在第三屆中國工業軟件發展高層論壇上，柴天佑做了題為“工業自動化軟件現狀及發展趨勢”的演講。
實現綜合生產指標的優化控制，自動化軟件不可少。因為，一個企業有產品質量、產量、能耗、物耗等多項指標，而這些指標之間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說，質量要求越高，消耗就相對增加，產量也會相對降低。
他繼而指出：“現在我們還是不夠重視(自動化)軟件，而只有(自動化)軟件才能給企業帶來更大的效益。”所謂自動化軟件，是結合行業特點，以建模、先進控制、優化算法為核心，從而使企業取得明顯效益的自動化軟件。
浙江大學副校長褚健曾考察過多個浙江的民營企業，“都是彼此熟悉的老總，外界對企業的印象也很好，我原以為這個公司規模很大，去了以后，才發現慘不忍睹，幾乎就是手工作坊，連稍微好一點的軟件都沒有。”
以流程行業為例，我國的生產運營效率和國外發達國家有極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工業軟件的應用方面。褚健介紹，“我國的流程工業面臨分散、能耗高、裝備依賴進口等現狀。比如說，原油加工損失遠超國外，按一年4億噸的加工量計算，哪怕是1%的差距，就要損失400萬噸，相當于一個中型規模的煉油廠。”
他指出，煉油廠的原料來自世界各地，原油品質各不相同，市場需求變化多端，因此一個企業需要不斷調整生產計劃，這就導致了生產過程的波動。從過程控制的角度來講，波動越大、能耗越大、浪費越多，產品質量越不合格。
“常規的控制，比如用非常普通的PID，或者是一般的單回路控制，生產過程波動很大，但如果能采用較的卡邊控制，就能穩定很多。”褚健繼而舉例道，比如生產93號汽油，生產過程波動為0.2%，一年能比波動0.55%省下幾千萬元。
借鑒國外成功經驗
“為什么美國能處在自動化軟件的地位？”在此次論壇上，柴天佑如此反問與會者，并闡述了國內外的多個“不一樣”。
他反復以德國博世集團為例，并表示非常欣賞其“不上市、不借錢”的發展路線。“企業的盈利是為了讓員工有體面的收入，從而安心工作，同時，企業能有足夠的經費去發展技術，做到世界，這就是他們的理念，和我們很不一樣。”
不止博世，美國有很多世界的企業，這些企業非常重視并樂于優先使用自動化軟件，雖然這些軟件往往是有風險的。此外，不少軟件的原型產生于大學實驗室或規模較小的高技術公司，大公司發現后，會將其收購、商品化并推向市場，從而占有地位。
柴天佑介紹道，在點火裝置這個領域，博世堅持了100多年。“由他們的決策部門確定發展目標，研發部門做基礎研究，同時，也拿一些錢灑到各個大學，基礎研究成果出來以后，企業選擇有用的拿回來，由自己的技術部門做成產由自己的銷售和市場部門推出去，并接收反饋意見，而不是直接讓大學去做產業化。”
“而在中國，受國家支持的國有企業本應大力采用自動化軟件，但由于應用過程中必然存在的風險，誰都不愿意冒險，都想用保險的(軟件)。”因此，柴天佑建議，要把大型國企使用自動化軟件實現兩化深度融合的成果作為企業領導業績的考核標準之一。
鑒于國外的成功經驗，他還表示，我國應該建立由高技術軟件企業研發單位、企業用戶等組成的官產學研發展自動化軟件的一體化機構。
年年講產學研結合，其實國內的‘產學研’沒有領導，這和國外不一樣。”柴天佑說，“國外通常是由企業的決策部門牽頭，研發、使用、產業等部門接受其統一領導。而我們則是將錢發下去后，各做各的，各有各的利益。”
除此之外，組建國家層面的自動化軟件發展咨詢專家委員會也很有必要。“因為，我國的現狀還達不到(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這個層次，缺乏世界的技術公司。而且，美國的企業大部分不是政府的，而中國很多大公司都是國企，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有一個國家層面的決策機構。”
他補充道，這個咨詢專家委員會不應該有自己的項目，這樣才能不牽扯到利益關系。
在談到人才培養的話題時，柴天佑指出，自動化軟件方面的人才不能只靠軟件或自動化一個專業來培養，因為它屬于多學科領域的研發人才。在國外，這類人員的培養主要不在大學，而是靠在企業鍛煉期間掌握綜合的產品和行業知識。
